也有的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开始注意并思索形式或关系问题以及世界 的齐一性和规律性问题。
为了限制专家证人的滥用，英国还加强了法官对使用专家证人的控制，规定：未经法院许可，当事人不得传唤专家证人，也不得在法庭上出示专家报告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充斥着控方证据，辩方又无力反驳的情况下，对于有争议的专业问题应当允许辩方借助法庭的力量去实施一个新的专家鉴定，以达到间接挑战对方专家证据的目的。
但是Dr A.的这份报告从来没有在法庭上提交，或者它提交了但是法庭没有考虑它。[[8]] 二战以后，日本的刑事诉讼制度受美国影响，发生了巨大转变，但在解决案件的专门性问题上，其一直维持着具有大陆法传统的鉴定人制度。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为官方垄断，被追诉人只有申请鉴定的权利。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很多情况下，法庭专家相比专家证人这个角色要明显占优势。申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市场办公室负责人不应以专家的身份出现，而应当被视为针对被告的证人。
欧洲人权法院进一步发现，Dr Ig. 在一审程序中也没有接受询问。这说明，立法者对于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属性自身还存在着认识不清的情况。（二）中国宪法与创制性行政法规的禁止 外国的经验表明，君主立宪制下的独立命令已遭废止，议会内阁制下不存在独立命令的空间，而总统制或半总统制下因总统直选而使独立命令具有与议会法律相当的民主正当性。
但这些主张其实是存在逻辑问题的。在迈耶的法律支配理论中，法律的法规创造力与法律保留相互独立。行政组织的政治性要求国会直接控制，行政组织的技术性又要求行政组织具有机动性、弹性、高效性。[31] 盐野宏认为，对于组织规范的制定权，法规概念扩张说不甚明确，民主性统治构造说更为可取。
当然，与规范上的差异不同的是，在现实的权力运行中，中国却与法国相似。[44]后者认为，宪法规定的国务院职权是管理的权限，而非创制规范的权力，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应有直接的根据、具体的授权。
国家立法机关与最高行政机关的关系在立法权上就体现为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关系。如此，对于省级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限分配，只能以法律来规定，国务院无权以行政法规的形式规定。[26]而奥托·迈耶或许是认为行政组织具有政治性，而基于法律学的方法原因，在其行政法总论体系中并未处理组织法的问题，体现出忠实于拉班德的一面。只是该行政命令除了欠缺法规性质外，在措辞的完整意义上具有法的性质。
它规定，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1）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但这种体系解释的形式逻辑规则未必周延，也违反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国务院的权限分配规定。但在此之外，又明确规定了紧急命令与行政命令两种独立命令。他所称的行政立法是指行政机关制定涉及公民权利义务的一般性规范的活动。
[25] [日]芦部信喜『憲法第五版』（高橋和之補訂）（岩波書店、2011年）286頁。这从国家法人说的立场来看也是如此。
[78] 例如，198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2009年废止），1985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国务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
（一）权利规范说 权利规范说是指将法规界定为关于权利义务的规范，但不以一般性为法的本质属性。[72] 参见吴东镐：《行政立法的意义及其界限》，载《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24-125页。而广义的法律则指法的整体，即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卢梭将立法权与人民主权等同视之，立法权就是公意的表达。社会上既缺乏法律的法规创造力观念，国家权力的实际结构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现实中似乎难以有力地支持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但1901年，安许茨改变其法规概念，放弃目的要素，而改从自由和财产条款定义。
1850年普鲁士宪法第62条规定，立法权由国王与两院共同行使。所谓法规，是指在国家与臣民之间或个人相互之间规定其意思界限、具有一般拘束力的抽象法则。
确立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有助于划清法与非法的界限。[71] 参见前引70，陈章干文，第51页。
[17] 法律的一般性在理论上因拉班德的否定立场而一跃成为法律概念的重要论题。迈耶理解的立法是抽象的一般性规范，而行政则是具体的个别处理。
确立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要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缩短自身的民主正当性链条，并更为切实地履行自身的法定职责，[80]要求国务院更加积极主动地提交法案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依据宪法，它是以前应经议会协赞后由君主发布、现在仅由议会发布的法律的特有能力。与第89条其他各项相比，这里突出了规定二字。依法律行政，不仅包括法律对行政行为的控制，更包括法律对行政立法的控制。
即便后来法律保留的范围扩张，也并不意味着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失去了独立价值。法规的概念是自历史情势中产生的完全历史性、习俗性概念。
这与国务院的组织权之间产生竞合。[47] 《立法法》（2000年）第56条第2款。
[57] 详细分析可参见韩大元主编：《外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版，第54-55、62-63页（朱国斌执笔）。或许由于法律之拘束力的晦涩，引入之后并未产生影响。
（二）权利限制规范说 权利限制规范说是指将法规界定为限制权利的规范。[49]在中国现行宪法的语境下，可将国务院的独立命令称为创制性行政法规。[26] 参见前引16，堀内健志书，第62页。在没有保障议会固定权能的宪法规范的地方，一直普遍存在着行政制定的法规。
而自主条例是指政府就法律范畴之外的事项所制定的条例。而安许茨（G. Anschütz, 1867-1948）则认为，不论是抽象的规定还是个别的行为，行政对个人自由的一切限制均要有法律的授权。
立法权是国家的一般意志，而其他权力则是这种意志的执行。法国的卢梭就是从人民主权的角度来阐述法律的一般性。
[21] （三）一般的权利规范说 一般的权利规范说认为，法规是关于权利义务的一般性的规范。形式的法律是指以一定庄重的形式而成立、宣告的国家意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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